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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城镇收入不平等持续恶化

发布时间:2021-01-21 16:41:51 阅读: 来源:陶瓷纤维盘根厂家

过去十年城镇收入不平等持续恶化

造成收入差距的新来源,是富人财富增加过程直接威胁穷人的劳动收入能力和资产收入能力  一段时间以来,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但就收入差距的程度、形成的原因以及有针对性的政策含义却缺少讨论。我们收集了各省从2001到2010年统计年鉴,利用其中的数据计算了各省城镇收入的基尼系数,并研究了2000年到2009年间各个省市城镇内部收入分配的变化趋势,以及各个省市之间的差异。我们还进一步分析了收入分配恶化的原因,并提出了若干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数据获得的原因,我们仅仅评估了城镇内部的收入分配情况。不过,显而易见,若将农村住户考虑在内,各个省的收入分配差距现象将更为严重。  收入不平等持续恶化  和30年前相比,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分配问题非常严重。中国城镇内部的基尼系数已经处于较高的水平。利用各省2001年到2010年的统计年鉴,我们计算了各个省的基尼系数。  1。我国的收入不平等已经非常严重,且持续恶化  我们以各个省基尼系数的平均值来度量全国的城镇内部收入分配变动情况。表一是2000至2009年十年间全国各个省基尼系数平均值的变动趋势。在这10年间,全国各省平均基尼系数大致呈现上升趋势,由2000年的0.241,上升到2001年的0.252。在2002年上升到0.302之后,2003年略有下降,之后再次逐步上升。这些数据表明,我国的收入差距的确很大,仅仅城镇内部的基尼系数已经高达0.30左右。更为严重的是,非常严重的收入不平等问题还在持续恶化。  2。由于经济结构和政策等方面的原因,各地区的收入不平等有明显差异  利用各省数据,我们以变异系数来度量各个地区的收入不平等是否有明显差异。总体而言,各省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在程度上有明显差异;且这一差别在2001至2009年间存在不断增加的趋势。例如,在2000年的变异系数从0.59下降到2001年的0.43之后,各个省之间收入不平等程度有日渐扩大的趋势。例如,变异系数从2003年的0.56,经过微弱下降到2005年的0.51之后,从2006年的0.53,经过2007年的0.58、2008年的0.60,一路攀升到2009年的0.61.  3。在2000到2009年的十年间,多数省份的收入分配问题严重,且持续恶化  表二是2000至2009年间,我们计算的各省基尼系数的平均值的排名情况。数据显示,重庆、北京、江西、安徽和河南等省市的收入分配问题相对缓和。例如,平均基尼系数最低的地区为重庆市,平均基尼系数为0.232。北京、江西、安徽和河南分别以0.246、0.256、0.259和0.266紧随其后。  而收入分配问题最为严重的是广东、海南、江苏和青海等省份。例如,收入分配问题最严重的广东省,其平均基尼系数为0.324。紧随其后的海南、江苏和青海,各自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318、0.315和0.207.  数据还显示,2009年与2000年相比,除了河北省和山西省收入分配状况略有改善之外,多数省份的收入分配情况都有不同程度的恶化。吉林省的基尼系数上升得最多,由2000年的0.225上升到了2009年的0.388;青海省与辽宁省次之,基尼系数分别提高了0.128和0.121.  收入分配恶化原因  1。行业准入限制、就业歧视是收入不平等问题恶化的制度原因  在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中,收入差距扩大主要由各个群体增长速度差异所致。富人的收入增加并没有危害穷人的收入水平,尤其是收入能力。而在过去十几年里,收入差距扩大却有新的原因。其中之一是,行业准入限制以及高工资行业的就业歧视。行业准入限制使得中小企业无法进入高利润产业,而中小企业恰恰是低收入群体主要工作来源。另外,高利润、高工资行业对低收入群体的就业歧视,也是收入分配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数据显示,行业之间的工资差距非常明显。例如,2009年,进入门槛高的金融业和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前者的月平均工资为5033元;后者的则为3489元。而进入门槛较低的建筑业、住宿和餐饮业等,月平均工资仅仅分别为2013元和1738元。  2。收入分配恶化有值得重视的新原因——高收入群体的增收以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能力受损为代价  造成收入差距的新来源是富人财富增加过程直接威胁穷人的劳动收入能力和资产收入能力。就劳动收入能力而言,较低的环保和劳工标准直接威胁穷人的健康,由此引发的职业病等明显降低低收入群体在未来的劳动回报率。  就资产收入能力而言,富人财富增长对低收入群体的生产性资产的回报率和住房等资产的增值能力都有负面影响。第一,制造业的扩张仍然是高收入者财富积累的一个重要方面。制造业扩张所产生的污染排放对耕地,以及其他能生产农林产品的水、山资源有严重影响,这些资产的产出能力因而大大下降。而耕地、水、山等资产是低收入者最重要的收入来源。第二,资源和矿产开采是最近几年财富增长的重要源泉,由此引发的地陷和污染等也危及上述生产性资产的产出能力。第三,最近受非议最多的,富人财富增长最快的渠道是房地产开发。而房地产开发过程中的征地和拆迁剥夺了很多低收入居民的资产增值机会。  这些机制不仅恶化了收入分配,而且会导致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停滞不前,甚至下降。逻辑之外,我们也能从数据中获得若干佐证。利用2010年各省统计年鉴,我们计算了城镇地区,月收入低于3000元者在全体劳动者中所占比重。结果表明,在所有省市中,月收入3000元都至少是中等收入群体。仅仅浙江、上海、天津、广东、北京和西藏6个省市区月收入3000元所占比重在50%以下。其他地区超过50%就业者的月收入都在3000元以下。不仅如此,月收入3000元者在新疆、山西、江西、青海、宁夏和湖南属于高收入群体,80%就业人口的收入都在3000元以下(见表三).  3。政府收入再分配政策失灵  在上述两个因素之外,政府收入政策效果不彰也是收入分配恶化的重要原因。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是指财政通过收入再分配来调节初次分配形成的收入分配差异。国际经验表明,税收和转移支付对收入不平等的降低有显著影响。以2003年为例,政府的收入和支出政策将美国的基尼系数减少了0.104,即20%。其中,税收的作用将基尼系数从0.498下降到0.475,即4.6%;而转移支付进一步将基尼系数从0.475下降到0.394,即17%。另外,若以基尼系数的减少比率来表示的再分配效应的大小,则OECD国家中税收对分配改善的效果从4.8%到21.6%不等。  收入一侧个人所得税所占比重过低,个人所得税的税基过窄,股利、红利等在税率上被优待(利息、股息和红利所得仅为500亿,仅仅占个税总额的1/8),导致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仅为4.7%。不仅低于OECD平均值24.6%,更远低于美国的34.7%。个人所得税规模过小(且近1/9,即270亿来自于外国人和港澳台人士缴纳),再加上遗产税和赠与税的缺失,使得政府在“削高”方面缺少手段。在支出一侧,社会支出所占比重过低,政府在“把矮个子垫高”方面成效不彰。收入、支出两方面共同作用,导致我们的收入恶化问题极其严重。  如何改善收入分配差距恶化  尽管一定程度的收入差距是市场经济的必要之恶,但过大的收入差距,尤其是由低收入群体的劳动收入能力和资产回报率下降为主要形成原因的收入差距扩大,不仅会造成消费率低迷、影响经济增长速度,而且会威胁长期经济增长,并威胁社会稳定。因此,有必要采取积极的措施来缓解并逐步改善收入分配差距恶化的情形。  基于本研究,我们有如下政策建议。  1。取消对市场准入的限制以及工作机会对不同人群的歧视性规定  唯有如此,才能恢复社会的流动性,恢复人们的希望。这些政策对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和提升消费率都有重要意义。长期而言,社会流动性恢复,低收入群体就会恢复向上努力,在教育等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就会增加。低收入群体的劳动生产率就会提升,而这些投资的增加会因此促进长期经济增长。与此同时,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也会提高劳动报酬。就提升消费率而言,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这一群体收入增加因此能起到提升消费率的作用。  2。采取切实措施,保护低收入群体的劳动收入能力和资产收入能力  首先,保护财产权,保护财产所有者,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资产安全。另外,加强对土地和房屋等产权的保护,让低收入群体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收益。其次,提高环保标准,提高劳动保护标准。以有效保护低收入群体的劳动收入能力,以及收益性资产的回报率。  3. 建立兼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财税体制  政府需要优化收入结构和支出结构。在收入一侧,我们的税收结构在筹资功能之外,必须着力改革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显然,既不能增加税负,又要治理污染、改善收入分配,税制的优化是必然的选择。一个可行的思路是将具有累退性质的主要税种——增值税的税率从目前的17%降至10%,并取消出口退税。  这一变化显然会降低税收收入。减少的部分由新开征的税种弥补。第一个候选税种就是环境税。若开征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享的环境税,在税收收入增加的同时,还能为地方政府提供治理污染的激励,并添加行政手段之外的治污工具。  遗产税和赠与税是另外两个既可以弥补增值税税率下降造成的收入减少,也有利于收入分配改善的税种。因此,在“十二五”期间,有必要开征这两个税种。  另外,必须进一步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为了改善收入分配,在维持现有税率的同时,实行综合所得纳税,并以家庭为纳税单位。  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改变政府的支出结构。经过多年的高速建设,中国的道路、桥梁、电力供应等基础设施已经能满足国民解决发展的基本需要。一方面,政府有必要将公共资源从硬件建设转向教育、医疗和科研等助益长期经济增长的领域。例如,为了消除医疗领域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矛盾,在开放社会资本进入、提供竞争性医疗资源的供给能力之外,政府应该花大力气解决疫苗、妇幼保健等具有明显正外部性活动的供给问题。另一方面,将公共资源从“要素投入”型转向扩大收入分配项目的规模,有其必要性。  在收入再分配方面,改革开放30年之后的今天,政府有能力建立一个覆盖全民的养老保险体系、覆盖所有劳动者的失业保险体系,覆盖城乡低收入者的社会救助体系。大量的研究表明这些领域不仅有助于收入分配差距的改善,也有助于效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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